外资制造业：潮落长三角

  发布时间：2009/9/7 21:37:09 点击数：

导读:受劳动力成本上升、世界经济危机、出口严峻等因素影响，曾作为外商投资重镇的江浙沪地区，今年（08年）起出现了新的不利趋势：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大幅度减缓、退市企业增多。来自江苏省工商局的资料，今年上半年共…

受劳动力成本上升、世界经济危机、出口严峻等因素影响，曾作为外商投资重镇的江浙沪地区，今年（08年）起出现了新的不利趋势：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大幅度减缓、退市企业增多。

来自江苏省工商局的资料，今年上半年共有4119户外商投资企业退出长三角市场。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20多家外资企业撤离长三角。

而在早些时候，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李子彬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严峻的通胀形势，使中小企业压力大增，外资企业撤出数量将大大增加，他个人预估今年将有一两万家外资企业从中国撤出。如今看来，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

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最新调查指出，由于利润回报不尽人意，大约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将在几年内撤离中国市场。

不过，业内专家表示，部分外资企业撤离，是因为其无法适应中国的发展转型。这次外资企业的撤离现象，并不代表所有外资企业的选择，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

“圣诞老人”欲卷铺盖走人

一场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正席卷全球，这给今年以来“负担”本来就已经加大了的外向型外资企业更大的压力。

曾文阙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的可怕性。

曾是港资浙江文和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合伙人，主要负责公司圣诞产品的外销事务。往年的这段时间他总是特别忙碌，今年却很“悠闲”。

“我是看似悠闲，急在心里啊。人工成本、税收成本等等的增加本来就使公司异常艰难了，现在美国金融危机，外销市场骤冷，更是雪上加霜啊!”曾文阙的语气透着无奈。

曾文阙说，眼下这场愈演愈烈的金融风暴，正在把欧美，尤其是美国人的消费信心拖至谷底，从而也将他这家依靠欧美市场“吃饭”的企业拖向破产的深渊。

“每年都是这个时候确定圣诞产品的订单。往年的订单有几十万美金，今年眼下还没什么订单。”曾文阙说，国内外的环境都不好，企业也是没有办法。原材料、汇率、国内通货膨胀，什么成本都在上涨。现在欧美的市场又不景气，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暂时关闭工厂，卷铺盖走人了。

“自打7月份以后就没接到过圣诞树的订单，做了5年多的圣诞用品，没碰到过今年这样的情况，圣诞消费在欧美市场原本是最稳定的家庭支出。”台资江苏伍德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林伍德也对记者说，再没有办法，也只能选择关闭工厂了。

此前，订单萎缩加上原材料涨价，全球最大的圣诞树制造商港资深圳宝吉公司已宣布破产倒闭。

更可怕的是，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圣诞礼品，里昂证券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9月份的新出口订单量创有调研数据以来的历史最大降幅。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也显示，9月出口订单指数仅为46.4%。中采咨询认为，对美贸易还会进一步低落。

“金融危机的影响正通过国际贸易蔓延到实体经济，中国的制造业首当其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今年用工成本大幅上涨30%-40%、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再加上金融危机造成的外贸订单锐减，让部分企业的利润率从去年的10%跌至5%，甚至更低。

曾文阙说，受此大环境影响，他有不少香港在大陆办厂的朋友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关闭工厂，而有更多人正准备关闭。

“闪离”长三角

10月18日晚上，记者在素有台资天堂的昆山市一家饭店里与一群制造业老板吃饭。酒过三巡后，他们先是热烈讨论起近期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来话题一转，就谈到了前不久发生在江苏某地的一起“台湾老板逃逸案”。中秋节前夕，江苏某电子厂老板利用假日休息的机会，卷款逃回台湾，此后一直没再出现。该厂拖欠的厂房租金、工人工资、供货商货款以及水电等各项费用超过2000万元。

“近来这样的事情很多，突然‘蒸发’的也不仅仅是台湾老板，港资、韩资、内地的个人独资企业都有。”一位台湾老板对记者说。

这种情况可以从一些律师那里得到印证。陈某是一位不愿记者透露他姓名的江苏律师。从今年春节到现在，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陈律师工作突然繁忙起来，开始接到很多长三角打工仔和为出口加工企业提供原材料的供应商的起诉状。被诉对象是长三角大大小小突然“消失”或关闭的外资工厂老板。正是这些工厂“逃逸”引发的诉讼风潮，让这位律师的生意突然红火起来。

陈律师说，目前长三角地区出口加工企业倒闭的普遍情形是，国庆节前还在开工的企业，节后可能就关门了。工厂一关门，开发区的水电费和房租费还没有缴纳，工人的工资没有支付，稍微有点“良心”的老板会支付2—3个月的工资作为遣散费就走人，大多数选择直接“闪人”。

据介绍，欠薪逃逸的企业主一般为外资商人。由于他们的户籍不在中国大陆，离开后，就很难再“处理”他们。这些企业恶意倒闭之前的共同征兆是：拖欠工人工资、水电费、厂房租金及原材料货款，企业资金流动特别频繁，老板在为逃跑做好准备，工人加班突然增多，老板急于赶完一批货拿到货款，拿到货物订金或部分货款后，在自己有能力生产时仍将订单货物转给另一厂家生产，等等。

“过去，倒闭或向外迁移的还主要是电镀、皮革、印染等污染型企业，自去年以来，一些制鞋、玩具、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也走上了倒闭或迁移之路。”近日，江苏省工商部门的有关人员告诉记者说，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局势严峻等诸多因素影响，曾作为外商投资重镇的长三角地区，今年上半年，出现新的不利趋势：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大幅度减缓、共有4119户外资企业退出长三角市场，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20多家外资企业撤离长三角。

“逃跑”的外资老板和“可怜”的地方官员

长三角，这片昔日外商的逐梦天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些外资企业的伤心地。

今年端午节前，40出头的吴老板丢下其在江苏价值人民币400余万元的机器设备和上百万元待加工的原料、150多名大陆工人，“逃回”台湾。

7年心血打水漂，吴老板想起来还是舍不得。在电话那头，吴老板叹了一口气，说：“要关闭工厂，心痛了很久，毕竟了拼十几年，突然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看着工厂变得越来越凄凉，坐着等死，心里更痛苦。”

吴老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一年，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公司的成本增加了8%，原材料上涨增加的成本是7%，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又让公司多上了5%的成本。合计增加的成本超过20%，接近其毛利润。而“两税合一”，及惨淡的国际经济环境，更让吴老板头皮发憷。盘算了几个月后，吴老板决定放弃，“总共一句，看不到未来啦。”

工厂的土地不是吴老板的，其他成本有限，一走了之，还能赚不少。但如果留下来，不管是继续惨谈经营，还是转手，补税、查税还有环保规费，将要多拿出更多的资金。

因为在户籍管理方面不归中国大陆管理，外商一走了之，拿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他们这一走，当地政府部门可就有得苦吃了。

据了解，现在在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为集中的一些地区，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现在都多了一件事：瞪大眼睛“盯”紧外资企业的一举一动，防止他们悄然离去，留下一个烂摊子。

在苏北某镇，几位领导就担心地对记者说道：“我们辖区内有几十家劳动密集型的港台资企业。我们每天都在担心他们撂挑子走人。”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该镇一位姓许的宣传干事告诉记者，就在年初，就有一家港资企业不告而别，该公司拖欠员工工资40多万元，还有厂房租金180多万元，几家原材料供货商300多万元。镇领导怕事情闹大了影响自己的前途，只好忍痛从本来就不富裕的镇财政里拨款处理后事。为此，该镇除了下发了《关于积极应对处理非正常撤资外资企业的紧急通知》外，还召集工商、税务、经发、劳保、工会等部门和单位召开联席会议，确定防范措施，对辖区外资企业进行全面细致的摸底排查，尤其对投资额在30万美元以下、高负债、租赁厂房、近半年没有进出口实绩、个人投资以及从事纺织、服装、工艺品加工等国家政策调整范围内的企业进行重点排查。

招商拐点

一个现象是，在外资中小型制造企业撤离的时候，一些服务性、消费性的外资企业正加大进入长三角的步伐。

有关专家指出，其实，部分外企的撤离只是中国外资版图上的一种局部或者暂时的异动，所折射出的恰恰是中国引资质量不断提高的现实背景和国外资本在中国可能加速优化的乐观预期。

“外资撤离并非呈现全局性，而是结构性的。”南京大学刘志彪教授向记者表示，低端外资企业的撤离于我国整体引进外资、提升使用外资质量并无大碍，从另一种角度看，恰是合理的淘汰，更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需要。

刘志彪说，外资撤离，像人民币升值、环保审查收紧、出口低迷、土地和人工成本提高等是重要诱因，但除此之外，还必须了解一下的政府的政策大背景。

资本短缺的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以廉价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为筹码吸引外资，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尽管这种“以市场换资本”的方式让外企纷至沓来并驱动了工业化的扩张，但也让中国深尝了耕地锐减、空气污染等透支未来之苦。基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塑造，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出现了根本性地调整，即从数量为主转向质量为主。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企将不再被鼓励进入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领域。

政策的转向势必引起外企在中国市场的重新调整布局。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金伯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可能是外资的“拐点”——中国利用外资实现从“量”到“质”的转折年，地方政府也将被迫加快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的步伐。这也是中央所乐见的。

据了解，从1979年到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吸收外资国。但在过去，外资进入多选择花钱、置地、独资或合资合作建工厂的“绿地投资”模式。

“今年外资可能再重新洗牌。”金伯生说，仅靠土地、税收等优惠模式发展的“绿地投资”可能撤退，绿地投资将更少了，但其它类型的投资，比如服务业方面会持续并加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确实，我们应该客观的承认，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这就更加需要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做好环境保护，优待劳工，《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就是新阶段的典型特征。少数外资企业的撤退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规避这方面的压力而不得不选取的次优选择。”

对于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可能的变化，张燕生说，从国家政策来讲，越来越倾向于创造一个对内外资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两税合一，优惠政策逐步的取消，都有力地规范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中央也在一步步的从土地管理方面进行纠正，促使各地政府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转变。

前往江苏南京进行调研的中信证券分析师陈济军则对记者表示，江苏当地政府并不担心外企撤离的动向，反而认为这有利于当地的产业升级。“这些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撤离恰恰腾出了空间，为当地承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提升产业结构水平提供了契机。”（上海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