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双刃剑作用

  发布时间：2009/12/11 9:56:51 点击数：

导读:　　按照某些经济学家的测算，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中国GDP增长率便平均增加0.3-0.4个百分点。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30年。而这种影响有正有负，在“双…

　　按照某些经济学家的测算，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中国GDP增长率便平均增加0.3-0.4个百分点。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30年。而这种影响有正有负，在“双刃剑”性质的正负影响之间，孰重孰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当前中国经济已然崛起、国力日盛之时，以往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是否应做必要的调整，以达“兴利减弊”，也是件颇受争议的事情。

　　30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基本状况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规模与主要来源

　　回顾中国利用外资所走过的路程，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及其主要来源循着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试探阶段（1979年-1984年），主要特征是外资来源以港澳台为主，投资规模也偏小。第二阶段：初步投资阶段（1985年-1991年），外资来源仍以港澳台为主，但已有欧美日公司来华投资。

　　从改革开放到1992年以前，中国虽然在政策上制定了很多鼓励外资和华侨资本直接投资的政策，但真正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很少。因此，上述两个阶段均属于外商在华投资的“试水期”，是我国在整个引进外资历程中的初期发展阶段。在1979年至1991年的13年间，中国累计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为251亿美元，亦即平均每年不足20亿美元。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绝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于港澳台地区，而来自于欧美日的跨国公司投资则占很小比例。

　　第三阶段：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1年）。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国内掀起了经济发展新高潮。以列入全球500强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自此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仅在1992年当年便比1991年增加一倍以上，超过了100亿美元。到1996年，更是突破了400亿美元大关。伴随着各种投资软硬环境的不断改善，不仅外国直接投资逐渐居于主要地位，而且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开始有了显著的增加。

　　第四阶段：稳定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以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外商对华投资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2002年突破了500亿美元之后继续逐年递增，2005年达到724亿美元的历史峰值。中国的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加入WTO后的5年中，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速年均28％，到2006年底总规模达到1.76万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6850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

　　我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经济明显发达。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外资经济区域分布不平衡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造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当然有地区间外资不平衡分布因素所致；反过来，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更导致跨国公司对经济相对发达、投资环境更为理想的沿海地区，从整体上看更为倾心。

　　30年来，尽管我国政府从外资政策等方面，总是在积极鼓励外资扩大在中西部投资，但在收效上并未有大的改观。东部沿海地区仍是我国吸收外资的主要地区，尤其是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这两个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截至2005年，无论是外商投资项目数，还是外商投资合同额、外商实际投资额，均占全国80％以上。其中，在2005年度，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北京、辽宁、天津等9个东部地区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数占全国的87％，合同外商投资额约占88％，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近89％。

　　外资在华并购日益活跃的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投资者的同时，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对华系统化投资全面展开，并购方式的投资活动日益频繁。目前世界企业500强中已有400多家在华进行了投资。外资企业越来越注重对中国大中型企业的并购与重组，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合资控股和直接购买产权。外企并购中国的企业大多是一些行业、地区的龙头企业和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企业。

　　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外资政策沿革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状况变化与中国的外资政策直接相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工作的需要，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和措施，并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不断加以调整，使吸收外商投资工作不断深入发展。近30年外资政策的变化，概括地说，是沿着数量型向质量型逐步转变的过程。

　　30年来的中国外资政策主要可以归纳为：第一，外资享有优惠政策和待遇，某些方面甚至是超国民待遇。第二，建立开发区是中国引资的一大创举，既有利于产生产业集群效应，又便于集中管理（1990年代以来这个创举被如越南、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广泛模仿）。第三，引资导向具有一定规划性。早期对外开放主要以民族感情为纽带吸引华商资本，技术含量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提升，引资重点转向欧美跨国公司和科技含量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欢迎研发机构在华建立，并且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领域。第四，坚持稳步开放国内新生的脆弱的资本市场。

　　外资成为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

　　外商投资产业流向及其投资质量在不断地改善

　　在过去的30年中，随着西方跨国公司逐渐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主导力量，外资开始由过去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为主的加工制造业及养殖业、餐饮业的状况，逐步转向机械制造、建材、化工、基础产业交通、通信房地产等领域。

　　总体上看，外资的流入已出现这样三种变化趋势：首先，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其次，由低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生产率、高技术含量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再次，行业内部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转变。正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流入和产业流向的不断升级，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研究报告，中国在1990年代10.1％的年均增速中，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在3％左右，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左右。

　　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国产业结构较以往有了很大提升，在国家外资政策的鼓励下，同时也是为了增强在中国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外商对在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和设立研发中心都开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一时期，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增长较快。

　　外资推动出口产品结构升级

　　产品出口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30年来，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正在从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逐渐向中高技术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而在这一过程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不断上升。这一点在中国加入WTO后尤为明显。1995年，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为47.7％,到了2004年便已增至57.1％。在产品出口结构中，外资在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低技术出口中的比重约占1/3，而在资源密集型、中高技术产品中的出口比重则都超过了50％。可以说，外资企业在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吸纳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外商投资企业在改革中国传统的劳动力雇用及其观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外资企业促进劳动力配置市场化的形成，促进了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外商投资企业大量地集中于新兴领域，实际上是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扩大了就业场所。到2006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吸收的直接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2800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的比重超过10％。如果考虑大量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生产配套形成的间接就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总的就业人数将超过1亿人。研究显示，中国平均吸收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便可创造2900多个就业岗位，这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就业的压力。 　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负面作用

　　外资产业流向的不均衡分布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呈现明显的不均衡分布状态。从过去30年我国引进外资的历史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三次产业中的配置，除了1979年-1986年期间第三产业曾高达69％以外，从1987年开始，制造业便一直成为外资集中流入的产业。到2005年底，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利用外资在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分别达1.19％、74.07％和24.74％。在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70.4％和9％，正是这种制造业外资流向偏重的状况，成为中国形成“全球制造中心”国际形象的主要根由之一。

　　自1990年代后，从世界范围看，国际资本流动的产业分布发展趋势是外资越来越多地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虽然在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还是很高，但从拉美地区的经验我们看到，新兴发展中国家也都是在积极鼓励外资流入服务业。相形之下，我国在金融、保险、商业、外贸、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吸收的外资数量十分有限，对国家急需大力发展的农业、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直接投资偏少，对服务行业直接投资的水平和层次普遍较低。仅以第一产业为例，从1992年以来，第一产业利用外资所占比重很小，一直在2％左右的低位徘徊，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吸收外资的水平。

　　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过度依赖于“三资”企业

　　目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有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即使那些在国际市场中被广泛认为已经具备竞争能力的产品，如家电业，实际上许多核心技术都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例如，在彩电104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仅掌握60％，在手机65项关键技术中也只掌握50％，在DVD57项关键技术中只掌握16％。因此，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的30％、数控机床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也就是说，尽管我国的外贸总额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但是自主创新的高技术产品所占比例极小，大约仅占外贸总额的2％。正是跨国公司把生产基地搬到中国，才造成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大量出口，真正中国本土企业自有品牌出口所占份额不足10％。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利润被外国企业所获得，便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了。

　　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使中国付出了相当大的资源、能源和环境代价。日益引起我国社会广泛关注的是，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时，将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很多的企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进来，成为中国污染问题的诱因之一。统计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污染型企业主要分布在橡胶、塑料、印染、制革、电镀、制鞋、电池等行业，资金来源主要是韩国、美国、日本、欧洲的一些国家及港澳台地区。而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建材、造纸和化工六大产业则是高耗能产业，也是我国重点节能行业。虽然外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有变化，但是在这六大产业中所占比重持续增长。2005年，六大高耗能外资占我国利用外资的11.28％，占制造业外资的17.9％。外商直接投资于制造业的接近20％的比例是分布于高耗能产业的。

　　外资主导的出口贸易摩擦频仍

　　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轻纺工业和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家用电器产业，都已成为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但这些产品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是在我国生产的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由于技术门槛低，增加供给的能力极强，加上我国劳动力成本低，价格竞争力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但是，从加入WTO至2006年底，国外共发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反保障措施的调查案件已达700多起，已成为涉及上述案件最多的国家。这些频仍不断的中外贸易摩擦，也引起了我们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粗放型数量增长方式的反思。这种粗放型增长往往与无序竟争、重复建设相联系。血拼价格不仅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持续增长难以为继，而且授人以倾销的口实，招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攻击。由于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其他贸易伙伴的市场利益，往往使同情我们的国际朋友减少，对我国进一步发展国际经贸关系形成不利影响。

　　加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半数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60％，其中生产能力利用率在50％以下的商品有洗衣机、彩电、内燃机、汽车、机床等等，小型电子计算机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仅达3.3％。当“过剩经济”出现时，面对国内投资和消费萎靡不振，政府又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对付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多的地方不得不纷纷招商引资，而将吸引外资和GDP增长一同作为政绩考核指标层层下达。在各自为政的背景下，造成一些行业内外资企业的过度竞争，一旦发生包括世界经济衰退等国内外负面因素影响加大的情况，将使得许多行业都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那样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付出资源浪费等方面的巨大代价。

　　外资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在华外资出现一个新的重要动向，就是许多跨国公司不仅正在沿着“合资－控股－独资”的路径积极地扩大在华投资，而且还日益热衷于并购我国各个行业中发展潜力较大的优质公司，即所谓的“斩首”行为。这些受关注的并购案包括：美国凯雷集团收购徐工科技、美国JANA公司竞购沈阳机床、法国SEB收购苏泊尔，等等。由于外资并购对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凸显出来，认真研究并出台相关政策，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现实问题。2007年，受到广泛关注的《反垄断法》在经过了十多年酝酿讨论之后终于获得通过。尽管这部已经施行的法规是相对中性的、是面对国内所有企业的，但毕竟从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使各个方面都有了关于外资并购交易审查的更新的法律依据。

　　未来外资进入与我国相关政策的变化趋势

　　回顾中国引进外资的30年历程，经济发展受益于外资企业是不争的事实。今后，虽然跨国公司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并保持对这一巨大消费市场的青睐，但毕竟与以往相比，无论我国国内经济形势还是跨国公司的投资战略，都正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势必导致外资流入趋势有所变化。

　　概况而言，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总规模迅速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引进外资以弥补发展资金缺口的理论基础已经消失。而伴随着国内大量本土企业壮大，通过大量外资流入以求引进先进技术的希冀，也将开始日益谨慎起来。各级政府和国内企业对引进外资项目的选择，也势必逐渐苛刻起来。而环境保护、反市场垄断、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都会成为国家及地方政府进行引进外资进一步调整的考虑因素。同时，与鼓励“引进来”相比，我国对“走出去”的关注度与政策支持力度则将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对外商特别是那些巨型跨国公司而言，受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人民币升值及中国外资政策趋严的影响，它们的在华投资战略也将受到影响。因此，不能排除外资在中国与亚洲其他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进行新的投资区位选择转向的可能性。

　　受上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从总体上讲，尽管还难以认为今后外资在华投资规模将会下降，但无论如何，外资流入的来源结构和产业投资方向都势必会发生巨大变化。有理由相信，这种变化将朝着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兴利减弊”的方向发展。